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1873年2月出生。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随后师从康有为学习，并大量接触当时传入的西学知识，形成变法思想。1896年到上海任《时务报》主笔，因连续发表《变法通议》等文而驰名海内。次年秋，到长沙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春再到北京，协助康有为掀起变法运动。“百日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小说》、《新民丛报》。清朝被推翻后，梁回到北京。曾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出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长。但当1915年夏袁密谋复辟帝制之时，梁公开发表文章反对，并同其学生蔡锷策划并指挥护国战争讨袁。1917年张勋复辟，梁通电反对。此后，曾任段祺瑞政府财政部长。1918年起，梁专心从事著述，并在清华、南开等多所大学任教。1929年1月在北京病逝。
梁启超是史学近代化著名的倡导者和出色的实践者，成功地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为近代学术开拓了诸多领域。影响最大者，首推《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27）、《清代学术概论》（1920）三种。
梁启超敏锐地输入、吸收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同时总结、发展中国传统史家的理论主张，因而作出了建构近代史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贡献。《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他提出，史学应与现实生活发生密切联系，并对全体国民发挥教育作用，今日所需之史，要“使国民察知现代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能从先民的创造激发爱国的感情，能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获得借鉴。他设想新型的中国史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中华民族如何由古代各族混合淳化而成、民族间的关系和中华民族活动范围的拓展、与世界的关系、政治制度和组织、经济活动和制度、民族思想和思潮演变等。按照他的规划，新史著记载范围的广阔为旧史所无法相比，在指导思想上则明确贯串了近代国民意识、进化史观和多角度观察历史的观点。他又从史书的写作对象、史家的视角、史家的客观态度、史书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等六个方面，论述由改造旧史到创造新史的途径。关于历史的因果和动力，他的认识较之本世纪初倡言研史者应求得历史进化之公理公例、探索因果关系，大大深化了。首先，他明确提出历史事件互相联系的论点，历史事件的发生、民族的活动，都有环环相扣的关系，“一波才动万波随”。其次，论述自然因果规律与历史因果规律的不同，如前者是普遍的，后者是个性的，且常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并因此论述了历史运动是由各个怀有各不相同目的的个人之活动总体构成。再次，认为英雄人物的作用“必与此时社会心理发生因果联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梁氏论述求得史实的准确是史学发展的前提，否则，“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治史者最见功力处，在于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孤立的材料中，把它联系起来分析，发现问题，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应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和外国人关于中国史事的记载；对于史料的正误辨伪，须具有严谨的态度，精密的方法，既要继承“前清乾嘉诸老严格的考证法”，又要吸收“近代科学家之归纳研究法”，二者结合方能奏效；均属论述深刻，给予研史者以宝贵的启迪。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论述的重点，一是史家之修养。梁氏专辟“史家之四长”一章，借鉴刘知几、章学诚论史家应具有史学、史长、史识、史德的提法，又按照近代学术的要求，畅论史家应该具有的修养，既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如他把“史德”列为四长的首位，论述治史者心术要端正，毫不偏私，做到忠实、公正。要达到这种境界，需时时克服盘踞于头脑中的主观成份：“夸大”，“附会”，“武断”，做到“鉴空衡平”，公正无私。二是“专史的研究”，此尤为本书论述最酣畅的部分。梁氏区分为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并分别作了概括性的论述。书中对人物传的选题和做法确有许多精到的见解，如认为从“思想及行为关系方面很多，可以作时代或学问中心者”（如杜甫）到“近代政治或学术人物”（孙中山、蔡锷等）共七种人物可以作专传或补作列传。所论举凡都是从中国历史的全局，提出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正好在其后此数十年间，这些课题几乎都已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说明梁氏的看法具有指导的意义。梁氏还第一个提出要撰写“中国史学史”这部专史，并最早设计了史学史体系的框架。他所设计的蓝图，直接影响了金毓黻于1938年著成的《中国史学史》及已故中山大学刘节教授于五十年代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稿》。
《清代学术概论》概述了清代学术的演变历程，论述各个阶段的趋势、时代条件和主要成就，评价了三百年间所有主要学者的历史地位，做到纵横论列，气势非凡，又巨细兼顾，分析精当，全文仅7万余字，却被誉为一部“无所不包”的著作。他分清代学术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对学术思潮演变的特点、原因及前后的联系作了宏观概括，高屋建瓴，堪称阶段分明，脉络清晰。同时，对于重要问题又有深入的具体分析，做到宏观把握与细致分析二者相结合，如论证考证学内部吴、皖两派代表人物惠栋、戴震的不同特点，就做到辨析缜密，贯串着梁氏“重新估价”、“求真求是”的指导思想，力求摒弃“是古非今”的封建旧习、迷信的观点、宗派门户之见，体现出近代理性精神。篇中笔锋所至，对于传统学术中好比附、“重道轻艺”等消极面都予以抨击。此书所重在“论”，与梁氏另一论清学史的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内容可互相发明。后者所重在“史”，翔实论述一代学术的历史，故是对前书重要的补充。
（《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系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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